福建,全面从严治党严的氛围不够浓厚,存在“好人主义”,追责问责不到位;四川,落实管党治党“两个责任”层层传导压力不够,一定程度上存在“好人主义”;文化和旅游部,发挥政治引领作用不够,管党治党存在“好人主义”现象……从十九届中央第一轮巡视反馈的内容看,好几个地区和部门不同程度存在“好人主义”。
“好人主义”,顾名思义,就是奉行事不关己、高高挂起,谁也不招、谁也不惹的处世哲学。在我们的身边,“好人主义”并不鲜见。每逢民主生活会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时,总是重弹“理论结合实际能力薄弱”之类的陈词滥调,对真正的错误“睁一只眼,闭一只眼”,批评别人不痛不痒、自我批评避实就虚;重大决策和事项征求意见时,即便发现有不妥之处,仍然机械地答复“我附议”“没意见”……不讲原则、不分是非,这就是典型的“好人主义”。
“好人主义”遵循“你好我好大家好”的“套路”,但结果真的好吗?习近平总书记曾经指出,“好人主义盛行,有问题不指出,有过错不批评,这种庸俗作风盛行之处,往往就是党组织和领导上政治软弱、作风涣散的地方,就是党员、干部中出问题多的地方。”问题不仅不会因为讳疾忌医就自动消失,反而会小变大、单变双。在工作中,用“好人主义”代替直言不讳,用一团和气代替敢管敢抓,把问题藏着掖着、捂着盖着,不是引导工作朝着有利的方向发展,而是任由事情在错误的道路上渐行渐远,不是帮助同志在正确的道路上前行,而是任由其在错误的深渊里越陷越深,这是对自己、对同志、对党的事业严重不负责任。有的地区和部门之所以管党治党宽松软,甚至出现“塌方式”腐败,一个重要原因就是“好人主义”盛行。须知,“好人主义”的处世哲学与扛起“两个责任”的要求,根本就是背道而驰。如果大家都打着“得罪人你上、‘老好人’我当”的小算盘,红脸出汗的事谁来干?严管厚爱又从何谈起?长此以往,出现“好同志”变“阶下囚”、政治生态乌烟瘴气、“前腐后继”等问题,也就不稀奇了。
你好我好大家好,最终谁也好不了。这个道理并不深奥,大多数人只要稍微掂量权衡,便能知晓利弊。但为何在实际工作中,“好人主义”却大有市场?说到底,还是私心杂念作祟,怕得罪人,担心丢选票,影响个人利益。不可否认,在少数地方和部门,确实存在有些坚持原则、敢于批评的同志被排挤孤立的情形。但是,作为党员就要有党员样,就要有爱党、忧党、兴党、护党的担当作为,不能被所谓“情面”左右,更不能为一时的利益得失而放弃党性原则。那些看似与人为善、与世无争的“好好先生”,可以说已经患上不担当、不作为、不负责的“软骨病”。
“天下之患,最不可为者,名为治平无事,而其实有不测之忧。坐观其变而不为之所,则恐至于不可救。”苏轼的这一论断,至今仍不过时。对于党员干部来说,不仅自己不能陷入“好人主义”的怪圈,不做“好好先生”,而且要坚决与其作斗争,敢于“唱黑脸”、动真格,推动管党治党严起来实起来硬起来,让所在地区和部门的党内政治生活严肃起来、政治生态好起来。唯如此,才是对自己、对同志、对党忠诚尽责。(李鹃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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