孔子说:“三军可夺帅也,匹夫不可夺志也。”这个“志”,就是一个人要坚持的价值观,事关气节,是人的底线。底线被突破,意味着气节不保,丧志之人,谈何德行。由此可见,所谓气节,是见于明志的操守,是以“志”为支撑的,体现于为人处世的方方面面。
古代的士大夫尤重气节,气节坠地,则丧失了做人的资格。他们之所以重视气节,与其天下意识有关。孟子说:“如欲平治天下,当今之世,舍我其谁也?”张载也说:“为天地立心,为生民立命,为往圣继绝学,为万世开太平。”有如此天下意识和责任感的人,是需要气节来砥砺和支撑的。如果说“志”是他们的“魂”,则气节便是他们的“骨”,文章是他们的“血”和“肉”。软骨的人是立不起来的,文章也是要被人嘘的。对他们而言,丢了气节实在与丢了性命是差不多的。
谢灵运《登池上楼》诗云:“持操岂独古,无闷征在今。”表明气节不独古已有之,也是延续至今的,这是一种文化的传统。中国的“士”,其中最优秀、对国家做出大贡献者,往往被人尊称“国士”。《史记》中有“国士无双”之语,能担当起“国士”之重担的人并不多,然而一个国家没有这样的“国士”则表明其颓败。近代以来,中国的“士”完成了向现代知识分子的转型,但也并没有脱开与中国传统之士的血脉关系,其忧患意识、使命担当、悲悯情怀,古今一致。
中国人气节的养成,与儒家重视“礼义廉耻”有关。孔子在回答子贡“何如斯可谓之士矣”的问题时说:“行己有耻,使于四方,不辱君命,可谓士矣。”“有耻”是“士”第一要紧的行为准则。顾炎武也认为“礼义廉耻”中,耻尤为要。他甚至说:“士大夫之无耻,是谓国耻”,可谓对当时之士的当头棒喝。当代学者也认为,士人的道德失范,并不只是一个简单的私人事件,而是一个公共事件。
中国人讲究气节,从一些有意思的文化现象上亦可见。中国人爱梅、兰、竹、菊,爱松柏,爱莲花,都与崇尚气节有关,这些意象已经深深融入了民族的血脉中,在这些自然之物的背后,是中华民族对于气节的重视。
中国人认为文化存则天下存,气节在则道义在。明末吴钟峦曾言:“商亡而首阳采薇之歌不亡,则商亦不亡;汉亡而武侯出师之表不亡,则汉亦不亡;宋亡而零丁、正气诸篇什不亡,则宋亦不亡。”气节不单是个人之事,而是事关民族和家国的大事,中国人视气节犹如生命也就不难理解了。
我们说气节源于价值观的坚守,随着时代的进步,价值观也是在演进的,但做人基本的道德不会变。不论什么时代,对于公认的伦理道德,对于达成了广泛共识的价值观,中国人都会去扞卫。相反,一个人对社会普遍认同的价值观的背叛,将被视为丧失了气节,被人轻蔑。长期以来,天下意识,“礼义廉耻”都曾居于中国人价值观的核心地位,是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吻合的。千百年来,中国人为理想信念而献身,为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,他们的一股英雄气从哪里来?毫无疑问,正是来自对气节的固守。
分享