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26年,杨绛正在上高中,当时她还叫杨季康,学校在暑假期间举办了“平旦学社”讲学,老师要求她做记录。
杨绛以为做记录就是做笔记,就满口答应了,到了现场才发现,自己被安排上台记录。让她万万没想到的是自己不仅要上台做记录,还要跟那些元老级别的老师同台记录。面对台下乌压压的人群她是又紧张又害怕又羞愧。
等她好不容易调整好心态准备记录,却发现听不懂主讲人章太炎说的杭州官话,这可是致命的问题。作为一个记录员听不懂主讲者说什么,只知道章太炎谈的是掌故,但说的是何人何事,她完全听不懂,也不知从何处记。要不假装在仔细记录?装也得装得像吧!要不乱写?可写好交卷怎么交代呢?要不画圈圈,画杠杠,可万一给人识破岂不是更糟?此时的杨绛非常尴尬,恨不得演讲赶快结束,她好溜之大吉。但是她不能,只能硬着头皮坐在那里。
杨绛考虑了很久,决定放下笔,静下心来听章太炎讲课。即便如此,她还是听不懂一句,只好眼睁睁看着章太炎。而章太炎在侃侃而谈的同时,也频频回头看那个一字不写的记录员。就这样一直挨到结束,杨绛交了份空白的笔记就走了。
虽然暂时摆脱了尴尬,却摆脱不了媒体的报道。第二天,杨绛就上了报纸,报上说:“章太炎先生谈掌故,有个女孩子上台记录,却一字没记。”不出杨绛所料,等到开学,同学们把这个新闻当作笑料大谈特谈。老师也无奈地对她说:“杨季康,你真笨!你不能装样儿写写吗?”其实,老师让杨绛做记录,只是走个形式,没有指望她能记录什么。
但这就是杨绛的性格,知之为知之、不知为不知,不装腔作势、不弄虚作假,大大方方做人。(宋倩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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